记者：陈竺部长，您是一位医学专家，先请您介绍一下当今世界卫生科技的发展潮流。
陈竺：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居住、饮食、卫生等条件的显著改善以及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原先威胁人民健康和生命的经典传染性疾病逐步被肿瘤、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以及艾滋病等行为相关的新生传染性疾病所取代。而城市化程度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伴随工业化而来的环境污染等，则使这些危害严重的疾病呈现显著的增长态势。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对这些多基因复杂性状疾病，在发病机理和预防、诊断、治疗技术方面较少根本性的突破。
1999年，以美国科学院院士LeroyHood教授为代表的科学家提出“系统生物学”的理论，即“以生物系统内的所有组成成分及其相互关系为对象，通过大规模动力学分析，用数学方法抽象出生物系统的设计原理和运行规律”。其强调对生命现象要从系统和整体的层次加以研究和把握。这一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国际生命科学研究从注重分析开始走向系统和综合。正是由于在揭示复杂生命现象和疾病发生发展内在规律、开发新型诊断治疗药物和方法上所具有的显著优势和巨大的潜在商业价值，“系统生物医学”已经成为生命科学研究的最前沿。
医学科技的新发展，特别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以及整合生物学、系统生物学的兴起，使得人类可以对疾病进行更加有效的早期预防和早期干预，产生了预测性、预防性和个体化(Predictive,PreventiveandPersonalized，3P)的医学模式。3P医学模式，对解决长期困扰人类的癌症、糖尿病、神经和精神疾病等慢性、复杂性重大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问题具有突破性意义，开辟了慢性疾病的早期预防和早期治疗的新途径。
目前，世界生命科学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鉴于此，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于2003年形成了一个通向生命科学未来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国立卫生研究院路线图（NIHRoadmap）。NIH路线图是一个全面、完整的远景，旨在加深对生物学的理解，促进学科间研究团队的合作，重塑临床研究，加速医学发现，提高人民健康。NIH路线图包括了“原始创新的新途径”、“未来的研究团队”、“临床医学研究体系的重建”三个主题。
记者：谈到医疗卫生改革，我们想问，建国以来卫生科技工作如何评价，取得了什么成就？
陈竺：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卫生事业的发展，强调把保护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努力实现卫生事业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用十分有限的卫生资源，解决了世界近1/4人口的基本医疗卫生问题，人均寿命从1950年的35岁提高到2005年的72岁，受到世界赞誉并为发展中国家所仿效。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学科门类齐全的卫生科技体系，形成了一支规模宏大、高素质的卫生科技人才队伍。到2006年末，全国卫生人员总数562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462.4万人（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438.2万人）；全国共有医学科研机构248个，人员1.4万人。
多年来，广大卫生科技人员锐意攻关，不懈努力，在重大疾病预防、诊断、治疗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进展，如发现沙眼病毒（现称沙眼衣原体）；抢救大面积烧伤病人获得成功；世界第一例断肢再植获得成功；绒毛膜上皮癌的化学治疗获得成功；关于食管癌的综合治病研究；发现青蒿素作为抗疟疾最理想药品；小肝癌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分化诱导治疗白血病获得成功，等等，为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健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记者：请您谈谈当前卫生科技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陈竺：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卫生事业和卫生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对卫生服务和卫生科技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长期以来，我国的医学科研还主要走的是引进、消化、吸收的路子，由于科技投入不足、科研力量分散、科技评价缺失和利益驱动等原因，大量科研工作起点不高、低水平重复，致使我国卫生科研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近年来，卫生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参与医学和生命科学研究的队伍迅速壮大，跨部门、跨行业、跨学科、跨所有制的合作与竞争局面已经形成，卫生行业传统的科技优势正面临挑战。卫生科技投入多元化的态势日渐明显，国际合作的渠道不断拓宽。这对于促进卫生科技发展是一个十分有利的局面，但也使卫生科技主管部门掌握的科技投入相对不足，对科技管理调控能力减弱。
记者：推动全球当前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浪潮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陈竺：我认为，就卫生事业发展内在规律而言，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医学模式的转换。人类对卫生保健的需求有着不同的层次，最基本的需求是环境健康需要，包括了清洁的饮用水和空气，以及基本的卫生设施等；第二层次就是基本保健需要，包括了免疫接种和预防筛查等，这是抵御疾病的最基本的需求；第三层次是必要的医疗服务需要，包括了对各种疾病和意外伤害的救治等；第四层次是增进健康的需要，包括美容、整形、视力矫正等，这是人类在满足基本生存和生活健康需求后，对提高生活质量的更高的需求；最高层次也是最理想的健康需要，包括了整体而又个性化的健康与幸福。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健康方面有着不同的需求结构，发达国家改革的目标是控制医疗费用过快上涨、满足多样化需求、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满意度；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实现基本医疗保障的全民覆盖，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和服务质量。
二是疾病模式的转变。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剧，由非传染性疾病逐渐取代传染性疾病成为死亡和致残的主因的疾病谱变化，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要求医疗卫生工作必须重视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将防病治病的关口前移与重点下移。
记者：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难点在哪里？
陈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原来卫生体制赖以存在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也随之变化，我国由此进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卫生体制的阶段，这一历史进程至今尚未完成。目前，我国卫生工作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一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服务需要，实现人人享有健康的目标；二是如何适应健康模式的转变（包括人口统计学改变、疾病流行病学模式转变、危险因素模式转变等方面）和应对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流行的挑战，继续维护和增进人民的健康。
记者：您把卫生工作中长期发展规划形象概括为“健康护小康，小康看健康”，请问要达到什么目标，有哪些具体内容？
陈竺：一个全民健康，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的中国是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具体的指标应该包括以下方面：人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的指标；重大传染病和主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控制指标；卫生服务可及性与水平指标；生物药械产业发展水平、规模等的发展目标。
根据我国居民的主要健康问题、主要危害因素以及相关国际承诺，确定卫生工作中长期规划的重点领域，进一步研究确定各个领域的关键目标和发展方向。重点领域主要包括，重大传染性疾病领域；主要慢性病领域；妇幼卫生领域；心理健康领域；环境健康领域；行为健康领域等。同时，要充分考虑未来气候、生态环境、资源、经济、社会、国际贸易/旅行等多种因素对健康与疾病控制的影响及要求，制订和修订相应的政策措施、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记者：要推进“健康护小康，小康看健康”的发展规划，应在哪些方面着力做好工作？
陈竺：我认为当前要着力发挥六方面的作用。
第一，体制的支撑作用。要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加快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建立适应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疾病模式转变需要的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体制。
第二，财政的支撑作用。要体现政府对民生的重视，把握住国家财政状况较好的时机，使政府卫生支出的比例逐年提高。
第三，科技的支撑作用。以防病治病为中心，建立五大体系：一是科技创新体系，建立涵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现代生物医学“转换型”研究机制。二是建立优势资源互补、分工协作、资源共享、全面参与的医学科研协作体系，整合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科研优势力量，共同推进医学科研攻关。三是建立卫生适宜技术推广体系和科普宣传体系，全面提高卫生系统的技术水平和群众的健康知识水平。四是充分利用信息网络平台，构建我国包括数字医院、电子病历报告在内的公共卫生和医学服务信息体系。五是建立高新技术的评估、准入和监管体系，确保卫生技术使用的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
第四，人才的支撑作用。实施“人才强卫”，一是进一步加强卫生人才教育培养体系建设，着力优化人才教育结构，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德才兼备的卫生人才队伍。二是建立卫生人才配置机制，建立和完善卫生人才市场机制，促进人才合理流动，通过政策调控，引导人才向基层、农村和西部地区流动，优化卫生人才配置。三是完善卫生人才评价体系，全面客观评价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和能力，改革人事分配制度，调动全体医疗卫生人员的积极性。在重视德才兼备的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同时，还应加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在重视专科医师培养的同时，还应加强我国亟须的全科医生的培养工作。
第五，道德和文化的<
